黄老思想VS儒家思想VS法家思想

黄老思想与儒家思想之争，在汉景帝时代，就已经拉开了序幕。汉景帝时代，辕固生不服黄老学说，鼓吹儒家思想，就被窦太后赶入猪圈和野猪搏斗。汉武帝时代，赵绾、王臧不服黄老学说，鼓吹儒家思想，就被窦太后抓捕下狱被迫自杀：窦婴、田蚡支持儒家思想，贬斥黄老学说，就被窦太后罢职免官。处于太后与皇帝的视角，黄老思想与儒家思想之争，就是太后与皇帝权力之争。太后坚持黄老思想，是因为黄老思想的核心，就是顺其自然，无为而治，这意味着原来的权力格局，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持：而太后高高在上的地位，就会更容易维持。汉武帝坚持推行儒家思想，是因为他们所说的儒家思想，本身就包含着更改旧的权力秩序，更有加强皇权的倾向。这意味着原来的权力格局，大概率上会被打破，皇帝的权力会渐渐压倒太后的权力。因为类似的原因，围绕这两套思想之争，自然变得非常激烈。任何鼓动皇帝推行儒家思想的人，都会受到太后绝不妥协的打击。处于社会变迁的视角，黄老学说VS儒家思想，就是社会改变了，旧的执政思想已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了。汉初，经过长期的天下大乱，相对于人口而言，耕地是极其丰富的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统治者所作的事，就是保证长久的和平与稳定，凡事尽量不折腾，只要没有大的动荡，人口就会稳步增加，充分开发的耕地也会稳步增加，帝国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，就会越来越多。但到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，人口翻了一番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；在这种背景下，改革就是必须的。汉初，相对的地广人稀，会让地价变得非常低；也会让地租变得非常低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社会就缺乏兼并土地的动力；而社会表现在外就是以自耕农为主。我们知道，农业产生的财富，通常会分为三部分。地租+劳动力+赋税。自耕农为主，意味着当时的社会财富，主要以劳动力+赋税为主，地租的份额可以忽略不计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老百姓与国库的收入都会比较充足。随着人口的不断增涨，耕地变得越来越紧张，这会让耕地的价值变得越来越高，也会让地租变得越来越高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社会土地兼并，就会有着无可遏制的动力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农业产生的财富，通常会分为三部分。地租+劳动力+赋税。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，意味着当时的社会财富，地租作为一种重要组成部分，会变得越来越大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如果政府再保持不过多干涉的政策，只会加剧这种问题；到时候，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尖锐。一切显然的，越来越多社会财富，会通过地租的形式流入富裕阶层，而国家占据的赋税份额并不会因此减少，最终的结果就是劳劫者可以获得的份额，会变得越来越少。因为类似的原因，新时代的儒家思想（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思想），就开始大行其道了。新时代的儒家思想（以董仲舒为代表），最著名的一个观点，就是现在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。而它的一系列政策，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推出。因为类似的原因，新时代的儒家思想，最重要的一个社会基础，就是重新切分社会财富的蛋糕。而在此基础上，它最终的表现形式，就是加强皇权、加强中央集权、加强思想管控。这个与秦始皇时代的治国理念，并没有本质区别。其实呢，早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前，儒家思想就和法家思想高度合流了。我们知道，秦始皇统一天下前，最著名的儒学大师就是荀子。而荀子最著名的两个学生，一个是韩非，一个是李斯，这两个人都是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。汉武帝时代，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更是高度合流了。毫不夸张的说，董仲舒的儒家思想，就是披着儒家思想外衣的法家思想，就是韩非、李斯法家思想的升级版。韩非的思想完全以利益为切入口，所以不但冷酷而且缺乏弹性：董仲舒的思想，完全是拿道德说事，所以不但充满了温情，更充满了弹性。韩非、李斯完全拿利益说事，谁也能看出来，他们玩的就是法家思想：董仲舒完全拿道德说事，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儒家思想。其实呢，他们说的都是一回事。更主要的是，最后大家殊途同归，都是为加思想管控，加强皇权、加强中央集权。韩非主张取缔各派私学，避免思想混乱动摇统治。而董仲舒则提出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韩非明确主张君主独揽大权，君主是权力核心，臣民必须绝对服从，反对贵族、大臣分走君权；而董仲舒则提出君为臣纲（三纲之首），宣扬 “唯天子受命于天”，用 “君权神授” 神化君主权威。事实上，正是因为类似的原因，秦皇、汉武一个信奉法家思想，一个推崇儒家思想，但是在历史书上的形象，就没有太大的差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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