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汉帝国的技术装备、整体国力,都远远强于匈奴。
在这种背景下,只要大汉帝国决定全面开战,处于匈奴人的视角,最乐观的战争走向,显然就是空间换时间。
第一个阶段,匈奴人注定会被大汉帝国追着打,匈奴人注定会丧失大片土地,这是大汉帝国的战略进攻阶段。
第二个阶段,匈奴人退到某个边界,大汉帝国因为占据的地方越来越广阔,后勤补给越来越困难、分兵驻守成本越来越大;渐渐丧失向前推进的能力。双方进入战争相持阶段。
第三个阶段,大汉帝国在相持阶段,维持胜利的成本越来越高,渐渐无力维持这种胜利,匈奴人就可以大举反攻了。
事实上,翻开人类车事史,强国对弱国的战争,弱国都会把胜利的希望,寄托在类似的战争走向上。
俄罗斯与法国的战争(拿破仑时代),俄罗斯就是依靠类似的战争走向获胜;俄罗斯与德国的战争(希特勒时代),俄罗斯也是依靠类似的战争走向获胜。
当然了,翻开人类战争史,类似的战争有很多,我们这里只举两个大众最为熟悉的战争。
只是匈奴人猜对了前两个阶段,却始终无法等到第三个阶段。因为大汉帝国维持相关胜利的成本,虽然变得越来越高,但是大汉帝国就是咬牙坚持,绝不松口。
在战略进攻阶段,大汉帝国一个大胜仗接一个大胜仗,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。
首先,汉军技术装备、整体实力,都远超匈奴;其次,双方的主战场,靠近大汉帝国。
更主要的是,匈奴人也很难下定决心,彻底的、大退步的、不战而退的,让汉军占据自己核心的宜居地带、核心牧场。在这种背景下,匈奴人虽然也知道利用自然环境弥补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足,但是总是不能利用彻底。
进入战略相持阶段,匈奴人已被压缩到了天山、燕然山、余吾水一带;已彻底退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宜居地带、核心牧场。
关键是,匈奴的军事力量,已被汉军打残了、打怕了,再也不敢与汉军主力正面交战了。只要有机会,就会把自然环境利用到极致。
更主要的是因为,他们已退到了非常遥远的、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的地方,他们清楚的知道,汉军到达这种地方,已到了后勤供给的极限,绝不可能长久停留,只要自己有点耐心,不用正面开战,退一步,可以把汉军耗走;进一步,就可以把汉军打崩。
在这种背景,漠北之战后,汉军再想捕捉到匈奴军事主力,那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;关键是,就算捕捉到了,对方也会依靠险恶的自然环境避战:更主要的是,险恶的自然环境,会把汉军的战斗力彻底消耗。
这就好像中日战争初期,日军各种重大胜利,夺取了中国一个接一个的富庶地区,打败一枝又一枝的中国军队。但是武汉会战之后,日军再无重大胜利。绝不是因为日军的战略战术不如前期了,而是整个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变。
这就好像朝鲜战争初期,中国军队打得美军一败再败、败了又败,很快把美国从鸭绿江边,推到了38线以南;但是到达某个边界后,就再也无法取得这种胜利了;并不是因为我们战略战术出了什么问题,仅仅是因为战争形势发生变了巨变。
当然了,中日战争、朝鲜战争,与汉匈之间的战争,是性质截然不同的战争。但是单从军事角度看,在这些地方是非常相似的。
现代战争,因为资料充足,所以很少有人盯着统帅的才能、决策,去分析战争的走向;因为许多战争的走向,就是人力无法改变的;统帅只能在某个范围内放大胜利、或是在某个范围内放大失败,却很难真正更改战争走向。
古代战争,因为资料有限,更主要的是,传统史书以人物为中心记述相关历史,人们很容易放大统帅的才能与决策。在这种背景下,我们很容易认为大汉帝国前期的胜利,就是因为卫青、霍去病神功无敌的结果;随后的战争一步一个坎,就是因为没有了卫青、霍去病那种神功无敌的统帅。
其实呢,把卫青、霍去病放在漠北之战后,也无法再打出前期的那种大捷了;当然了,把李广利之类的人,放到战争的初期,大概率上也能一再取得各种大捷。
类似的战争分析,基于英雄史观的视角,就是无法想象的。问题是,放在人类历史上,前期各种大捷一个接一个,席卷广阔地区,把对手打得一败再败,但是后来再也无法有所突破,这就是许多战争的共性;总的来说,军事力量的辐射,总是有一定边界;出了这个边界,换谁上也是大同小异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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