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1648年正月，已经降清的金声桓，在江西反正。
公元1648年，已经降清的李成栋，在广东反正。
公元1649年，已经降清的姜瓖，在山西反正。
他们为什么会纷纷反正呢？
许多人把这一切，和剃发令联系在一起，好像是因为清朝推行剃发令，让他们才举起了反清大旗。
其实呢，清朝的剃发令，在1645年就颁布了。而在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，他们也没有任何反清的意思，相反，还一直充当清朝的马前卒。
从这层意义上，他们之所以会突然纷纷反正，是因为他们最初，对投降清朝抱有太多的幻想。但是结果呢，现实却是让他们一再失望。
对于投降清朝的军事将领，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，那就是他们都贪生怕死……其实呢，他们都是现实中最敢搏命的狠人；一个人不敢搏命，就不可能爬到那个位置上。
他们愿意投降清朝，无非是想混一个更好的前途罢了；清朝能满足他们的预期，啥也好说；否则，都是说反咱就反！
因为他们的选择，绝不是只对自己负责，更需要对自己身后的追随者负责。
是应该高举大明的旗帜？还是应该高举李自成的大旗？抑或是高举清朝的大旗？这个，只取决于他们对现实利益的判断。
他们想反对大明帝国，理由是现成的，因为大明帝国已腐烂到了根子上；他们想反对李自成，理由也是现成的，因为作为大明帝的军事将领，一心剿灭李自成这种贼寇，那就是天经地意的；他们想反对清朝，理由也是现成的……..
当然了，他们想支持谁，理由也是现成的。
最初，他们看到孔有德、尚可喜、耿仲明、吴三桂等人的成就与地位，难免会认为，自己也可以复制他们的成功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高举清朝的大旗，就实在太划算了。
事实上，正是因为类似的原因，所以他们都积极地充当清朝的马前卒。
李成栋在给清朝效力的时候，杀了南明两个皇帝（隆武、绍武），一鼓作气夺取广州；更率军三屠嘉定。这是铁了心的跟着清朝混，而且堪称战功赫赫；但是结果呢？最后就混了一个两广提督的职务。
金声桓率军夺取江西全境，最后就混了个江西提督的职务；至于姜瓖，投降清朝的时候是大同总兵，混了好几年，依然还是个大同总兵。
这种职务，按理说，也不算太低；问题是，与他们的预期，实在相去太远了。
总的来说，李成栋、金声桓、姜瓖对清朝抱有太多的幻想，所以就投降了清朝；感觉跟着清朝混没有前途，马上就造反了！
传统叙事，常将这一回潮归于“人心思汉”“忠义觉醒”，但从利益结构看，本质是投降收益彻底消失，重新抵抗似乎成为更有利的选择。
开始，郑氏集团感觉跟着清朝混有前途，就积极与清朝和谈，以至于带头大哥都亲自到清军营地谈判；被清朝这样摆了一道后，郑氏集团感觉与清朝合作没有前途，直接就与清朝死磕到底了。
传统叙事，常将这一切，归于郑芝龙VS郑成功的道德不同；其实呢，这就是郑氏集团开始对清朝充满幻想；后来不再抱有幻想了。
开始，孔、耿、尚、吴诸王，跟着清朝要风得风、要雨得雨，自然跟着清朝死心塌地的充当马前卒。
随后，清朝一直尊重他们的既得利益，他们也愿意继续忠于清朝。
后来，清朝想压缩他们的既得利益，那就啥也不好说了。直接造反吧。
传统叙事，常将这一切，归于他们反复无常。其实呢，这就是清朝代表他们的利益，他们就跟着清朝混；清朝不代表他们的利益，他们就造清朝的反。
总的来说，乱世军阀，就没有一个是真正胆小怕事、贪生怕死的；真正胆小怕事、贪生怕死的人，也无法成为乱世军阀。
他们爬到那个位置上，就需要对自己的整个集团负责。
而清朝政府也清楚地知道，这些人，都是有奶就是娘。你能代表他们的利益，他们就会忠于你；你能满足他们的预期，彼此就会相安无事。指望这些人的忠心，那可找对人了。
当然了，他们彼此也清楚地知道，这就是一场力量、利益的博弈。你可以狮子大张嘴的，追求最大利益化，但是，相关利益必须得与你的实力相符；否则，最后是不会有好果吃的。
从这层意义上，李成栋、金声桓、姜瓖都有些高估自己了；因为他们造反的结果，就是很快兵死身灭。
而郑氏集团，显然没有高估自己。因为他们与清朝绝裂后，一直与清朝抗衡到了三四十年。
从这层意义上，清朝与孔、耿、尚、吴等藩王之间的互相估算，开始是比较默契的；所以，他们一直合作比较愉快。
后来呢？清朝有些高估自己，于是惹得诸王造反，整个江南变色。
当然了，整体来说，还是孔、耿、尚、吴有些高估自己了。如果时光可以重回，他们大概率上会接受削藩的事实。问题是，面对这样巨大的利益博弈，骰子没落下前，谁也不会认为自己会输的！
不过多尔衮能接受三顺王的存在，却不打算接受新股东的加入的原因…？另外还是那句话，十八年过去了，也就是各路抗清势力在多尔衮死后还活跃了整整十年。所以八旗集团的战斗力哪怕还在巅峰，也没想象中强啊。而川渝彻底变成无人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甚至从传教士回忆的蛛丝马迹来看，怀疑豪格回到京师就被幽禁，真实原因是他率领的清军在四川被义民打得一败涂地，导致战略目标彻底归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