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定国VS孙可望 处上则天下归美 处下则天下归罪

《荀子》：“圣人处上，则天下归美；处下，则天下归罪”。《论语》：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
这两句话的意思，转换成泪痕春雨的文体，大约是这样的。
舆论、历史、世人评价，永远是看人下菜碟的，从来不会就事论事的。大家认可你，就会放大你的善行，忽略你的小过；你没做过的善事，也会加在你的身上，你犯过的错误，都会被模糊与回避。
大家反对你，就会放大你的恶行，抹煞你的功劳。不是你的恶行，也会加在你的身上，你做的过善事，都会被模糊与否定。
从这层意义上，我们看到的一切历史评价，其实都充满了主观性。
当然了，正因为如此，身居高位的人，一定要谨慎；因为你一旦处于大家的对立面，就有可能被大家彻底丑化。
当然了，我们想看到更客观、更真实的历史与社会，必须得超越这种思维习惯。
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两段话，是因为分析孙可望、李定国的时候，有人突然说起了李定国屠城的历史。
李定国拥有极其光辉的形象，很大程度上，是因为他始终没和南明皇帝撕破脸（虽然他取代孙可望后，也把南朝皇帝当傀儡玩）；更主要的是，李定国最后也没有投降敌人。
毫不夸张的说，只要李定国在这两件上，随便踩上一条红线；他的历史形象，肯定会比孙可望还要差。
不知道，我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官方历史也好，民间野史也好、还是地方通志也好，都有李定国屠城的记录；而且屠城之惨烈，那是极尽夸张之能。
《明史》是这样记载的：而李定国之徇临安者，…… 驱城中官民于城外白场杀之，凡七万八千余人，斩获不与焉。
按《明史》记录，李定国攻破临安，就屠杀了七万八千余人。
更恐怖的还在于后面这句话，“所过无不屠灭。迤西以畏知在军，始得保全。”
换而言之，李定国就是张献忠如假包换的衣钵传人。
更主要的是，不只是官方历史这样记录，民间历史，也是这样记述的。
《明末滇南纪略》是这样记载的：“攻破晋宁，砍手杀戮惨极，叠尸如山，连城平去一半有余…… 江川…… 杀戮不次于晋宁。”
因民杀其驿卒，导致屠城、万人坟；…….. 遂屠州城。——《晋宁州志》
更主要的是，书中的细节内容更让人感觉充满诡异与妖邪，就是用不可言说的残酷与恐怖让人们接受他的统治。
书中是这样记载的：拘男妇于营门，令各出其手以待截，按男左女右；有误出者，并两手截之，惨不可言。既而令开东西二门，民分男女趋出， 误走入者立斩。
《小腆纪传》是这样记载的：“可望赴云南救沙定洲之乱，令定国分兵袭临安。临安为沙部李阿楚驻守，拒战甚力。….. 城中士民悉被屠。遂围晋宁及昆阳、呈贡、归化…… 迤东诸郡屠戮之惨，不亚于蜀也。”
当然了，地方通志，也记录了相关内容，而其凶残程度，比官方历史、民间历史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《云南通志稿》是这样记载的：“以长刀驱居民十万余人至白鹤铺，列跪而骈斩之。”
我们必须得知道，这只是李定国在云贵地区的所作所为；如果说起李定国在四川的所作所为，那就更夸张了。
因为李定国在四川时，就是张献忠的得力助手；而张献忠在巴蜀地区，残杀了多少人，说出来肯定能惊掉所有人的下巴。
在这里，我们先不辩驳它的真伪，只说一个我们最常见的读史习惯。
那就是，我们认可一个历史人物，看到对他不利的历史记录，就会本能的认为这都是假的；我们讨厌一个历史人物，看到对他不利的历史记录，我们就会本能的认为这都是真的。
因为类似的原因，李定国占据了忠义的道德高地（没与傀儡皇帝撕破脸，没有投降敌人），所以说起与他相关的屠城内容时，我们难免会觉得，这就是有人在抹黑他；就算认为它有几分真实性，也会认为这只是小节问题。
顺着这个逻辑，我们再回到大西军的桂林大捷、衡阳大捷。
不知道，我们有没有发现，任何一场重大的战役胜利，都是众多原因构成的。
你可以把它的胜利，归于顶层格局与平台根基：如果没有稳固的根据地、完善的军政体系、通畅的粮草后勤、统一的人事调度，再天才的统帅也无从施展抱负。
你也可以把它的胜利，将功业归于最高统帅的全局运筹：前线胜负离不开整体战略布局、兵力调配、攻防节奏把控。倘若战略失当、大局短视，即便平台底蕴雄厚，也只会徒耗实力、错失战机，难成大业。
你也可以把它的胜利，归于前线主将的临场决断与实战执行力：再好的平台、再精妙的战略，终究要靠一线将领临阵指挥、攻坚破局。没有过硬的战场执行力、战术应变力，平台体量再大、宏观战略再妙，最终也只是纸上空谈。
你也可以把它的胜利，归于谋士的奇谋妙策：乱世相争常存险局、僵局、死局，若无奇谋破局、虚实布局，仅凭平台体量、主帅调度、将士勇武，往往只能僵持消耗，难以打出决定性大捷。
你也可把它的胜利，归于各种客观环境。
换而言之，他只是面对了一个愚蠢之极的敌军统帅；或是处于一个对敌军极为不利的战场。
再换而言之，并不是他能力多了不起，而是因为世无英雄，遂使竖子成名；再换而言之，只是在敌人鞭长莫及的地方，取得了胜利。
而史书最终会如何盖棺定论，从来不是还原全部事实真相，而是掌握正统话语权的一方，选择突出谁、淡化谁、美化谁、贬低谁。
大西军两蹶名王的军事大捷，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相关历史定位，正是这套叙事规则最典型的产物。
李定国占据了忠义的道德高地，所以后世修史便形成了极强的叙事倾斜：刻意放大其军事天赋与忠君气节，有意弱化平台的价值、以及地缘的影响，最终塑造出 “孤臣撑社稷、一人扶南明” 的理想化传奇形象。
反观孙可望，历史境遇与叙事定位彻底两极。
从客观史实来看，孙可望是大西军实际掌舵人、云贵抗清根据地的真正奠基者、西南军政集权格局的构建者。
张献忠败亡后，孙可望收拢四大养子余部，率军入滇平定乱局，逐步统一云贵全境；统筹整编数十万大军，打通粮饷补给链条，搭建起南明后期最稳固的西南抗清战略平台。
但是因为孙可望站在了忠义的道德对立面，所以史书就会放大他的缺点，更会模糊他的功劳与地位。
于是，孙可望执政期间取得的两场大捷，完全与他无关；相反，李定国想取得这种胜利，还得突破孙可望的层层破坏与阻挠。
我这样解读历史，许多人难免会习惯性的认为，这就是洗白反面人物，丑化英雄人物的说词；问题是，我们只有明白这种道理，才能超越单薄的、直白的、忠奸二元叙事的历史框架。
否则，我们掌握的历史知识再多，也只是一个个好人 VS 坏人，忠臣 VS 奸臣的历史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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